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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良:廣東制度創新的文化成因及其新的使命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2019年第25期    发布时间:2019-12-23

  嶺南獨特的文化精神是推動廣東制度創新和制度轉軌所不可或缺的動力源泉,是成就廣東制度創新和變革的深層次原因

  

  ◎張承良(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社會和文化教研部教授、博士)

  ◎本文責編∕蔣玉

  破解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因,理論界有過諸多的嘗試,並建構了相關的闡釋框架。比如,在“二戰”後曾經盛極一時的發展經濟學,就認爲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是資源、資本和技術等要素,只要能夠大量地輸入資本、技術及設備,經濟騰飛就將成爲可能。此後,興起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增長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則開始將制度、群體價值觀等文化的因素看作是影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另一重要變量。事實上,單純的資源、資本和技術優勢並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持續增長的全部原因。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而言,在這些外部因素得到滿足的同時,還有更爲隱性的、根本性的內部因素即文化和精神要素在起作用。更具體地說,在來自外部的生産要素得到滿足(或基本滿足)的同時,對這些生産要素的組合方式,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制度創設和制度創新,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制度創新的背後,特定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精神,則成爲破解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成因的深層“密碼”。

  故此,美國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的鼻祖凡勃倫指出,制度實質上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從心理學方面可以概括地把它說成是一種流行的精神狀態或流行的生活理論。這種規則的形成根源于一國(地區)的曆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觀及意識形態等因素。

  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版圖上地位獨特,對此,不少學者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予以研究、解釋,頗具啓發性。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中央強力推進以制度建設爲主線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廣東如何進一步有效激發制度創新活力,繼續擔當起全面改革開放排頭兵的角色?本文以文化分析的視角,于曆史經驗中探討廣東制度創新的未來可能。

  改革開放以來的廣東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不是簡單地拿來,而是要在人民群衆的創造性實踐中尋找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以推進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爲抓手,從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囿、設立經濟特區的相關制度嘗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勇敢創新,充分發揮了廣東人勇于實踐、敢試敢闖的能動性,在實踐中不斷開辟創新發展的道路,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廣東奇迹”。

  把價格體制改革作爲改革突破口。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的影響無處不在。當時,中央確定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並在支持廣東“先走一步”上給足了政策。但在當時,計劃經濟覆蓋經濟社會文化的所有領域,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了,先走一步具體該如何走?怎樣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廣東從8個方面提出對于既有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規劃和設想,並選擇了物價作爲改革的突破口,按照先農副産品、後工業産品,先消費品、後生産資料的順序,逐步放開商品價格,從而率先沖破計劃經濟體制束囿。後來,這種由省委省政府統籌、充分發揮各地積極性能動性的改革模式,也成爲廣東推動制度變遷的基本模式。

  “珠江模式”的制度創設。改革開放之初,廣東充分發揮地緣優勢,在國家和省給予的優惠政策推動下,大量承接來自中國香港、台灣地區和韓國、日本等國家的産業轉移,珠江三角洲地區實現了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各地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三資”企業和“三來一補”企業星羅棋布,整個珠江三角洲成爲門類衆多的新興工業基地。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一發展模式,被國內外稱爲“珠江三角洲模式”(簡稱“珠江模式”,東莞、順德、南海、中山是其中佼佼者,時稱“廣東四小虎”)。

  深圳特區的“新體制試驗”。從特區建設前期主要通過破除舊的計劃體制機制來推動發展,到1985年後配套推進體制改革,自覺構建市場經濟制度框架,深圳在完善市場體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企業股份制與集團體制改革、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改革、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幹部人事體制和公務員制度改革、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廉政體制改革等方面大膽推進制度創新,創造了中國制度建設的諸多“第一”。深圳也成爲率先向全國輸出改革經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建設,以及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高地”。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廣東制度創新以經濟體制改革爲核心,由單項突進、破除舊體制,進入到整體推進、綜合配套的階段,更加自覺地從所有制結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改革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深化農村改革、構築法制體系等方面推動體制全面轉軌,廣東制度創新結下累累碩果。

  廣東制度創新的文化成因

  梳理改革開放前期的廣東制度創新之路,我們會發現廣東的制度創設,最重要的還是充分發揮了毗鄰港澳的優勢,在大量接收來自港澳台及日韓等地的産業轉移的同時,還將産業轉移來源地及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管理制度(及其理念)也一並“移植”了過來。通常來說,一種外來的基于市場化的制度安排要順利地“植入”本土現有的以計劃爲主的制度環境中,需要有一個適應和磨合的過程(有學者使用了“制度耦合”的表述)。但從具體實踐的情況看,廣東對于這種來自外部移植的制度創設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排異反應,相反,外來的制度移植與廣東本土的制度環境呈現了相當程度的自適應性,從而使得改革開放的廣東“順理成章”地實現了新舊制度的變遷。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對此,分析的視角可以是多樣化,但最根本的動力機制還要在文化成因中去尋找。

  對于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成功,人們普遍認爲,除了尊重市場規律、以市場爲導向合理配置資源,重視投資環境建設、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重視科技支持、提升生産效率等顯性層面的因素外,最根本的還在于廣東人(集中體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敢于打破思想禁锢,用足用活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通過制度移植和制度創新,創造性地把黨的政策與本地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系列符合廣東實際的富有成效的制度創設和政策舉措。

  具體而言,與中原文化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相比,廣東所處的嶺南文化因其人文地理及曆史的原因,形成了獨特的商業精神和務實創新的文化品格。

  嶺南由于開化較晚,至秦漢時期都未形成任何定型的文化體系。秦漢以後,在源源不斷的中原移民和海外移民遷入的背景下,因頻繁的海外貿易帶來豐富多元文化交流的環境下,嶺南文化更像一張白紙,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形形色色的外來元素,包容和吸納異質文化,由此成就了嶺南文化包容多元的濃重底色。

  與此同時,也由于嶺南本來就沒有久遠的思想傳承與體制化的學術成規,在訓诂、考據以及對典籍原義的知解上與北方思想界無法比肩。但所謂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嶺南人觸事而悟,卻在主觀上開辟了一條新路,即在學風上不拘泥于古舊成說,在文風上不執著于繁瑣的考證,通過直抒胸臆、重主觀悟得而成就了思想創造、學術創新、商業發展的新途徑。惠能成爲禅宗頓教的開創者,白沙成爲明代心學家的肇始者,正是這一思想新路的典型見證。

  誠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嶺南文化是在曆史演進的機緣中,成就其獨特的“嶺南性”的。要而言之,有兩方面很重要:

  其一,南宋末代朝廷因蒙古入侵而流亡嶺南,經崖山一戰而覆亡的悲壯結局,卻使得崖山精神在嶺南大地落地生根、照耀後世,極大地激發和凝聚了嶺南思想文化的力量感,加深了嶺南與中原的聯系和認同,激發了嶺南人強烈的危機意識、社會責任感和主體擔當,也促進了嶺南人對曆史和傳統的理性批判和反思,乃至積極甚至激烈的行動。自此,嶺南文化的主體意識日漸確立,嶺南思想文化的厚重底色也漸趨沈澱成型,其共同特點是“以天下爲己任”“敢爲天下先”。

  其二,惠能創立禅宗,將佛教的衆生平等觀念深深地印刻于嶺南文化中,並升華爲嶺南精神和中華文化的重要部分。禅宗思想以向下的視角,更多地將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將深奧的佛理和修行寓于行住坐臥的生活場景之中,以現實關照和日常踐行來取代對彼岸淨土的缥缈追求,由此形成了嶺南人無貴無賤的平等意識、自我作主的創新精神、從心而行的浪漫情懷。這種強調“直心”的平民化、通俗化、簡捷化取向,培養了嶺南人既超脫塵世又腳踏實地的生活態度,也成就了嶺南文化效率至上、唯實用爲要的突出特征。

  宋代以後,廣東(珠三角)作爲全國對外貿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越發明顯。時至近代,西方現代文明首先從廣東登陸,與嶺南文化沖突激蕩、交融彙通,廣東地區日益成爲西風東漸的橋頭堡,嶺南由此“搖身一變”成爲古老中華走向新文明形態的觀念發祥地、行動踐行地。要而言之,嶺南文化作爲一種有著典型的工具性傾向的文化形態,最爲突出的特征就在其變革的靈活性及指向當下的實效和功利性。改革開放以來,嶺南這種靈活變通、重商趨利的文化觀念恰與經濟全球化所普遍流行的效率原則相吻合,從而使後者能夠以較快的速度和較低的成本在廣東制度創新系統中傳播並得到廣泛的認可和根植。可以說,嶺南獨特的文化精神是推動廣東制度創新和制度轉軌所不可或缺的動力源泉,是成就廣東制度創新和變革的深層次原因。

  新時代語境下廣東制度創新的文化推動

  擔負制度創新活動的行動主體,可以分爲個人、團體、政府三個不同層次,因而在實踐中也主要呈現爲這三種不同層次的制度創新。

  一般而言,由于制度創新總是與巨大的成本付出或清除固有的制度障礙相關聯,這尤其體現在市場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情況下(比如創新意識的啓蒙,就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因此,以政府主導的制度創新往往有著更爲明顯的優越性。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的制度創新之所以能夠得到順利實現,與各級政府的戰略謀劃及強力推進是密不可分的。

  時至今日,經過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創新洗禮,創新意識實際上已經近乎成爲一種群體性共識。因此,制度創新面臨的主要挑戰已經不再是改革開放初期那樣的新舊觀念的對抗與利益撕扯,而是各級黨委政府如何在更高水平上進行戰略謀劃,以及在“第一行動集團”(按照美國經濟學家戴維斯和諾斯的觀點,他們是那些包括敢于冒險、富有敏銳觀察力和組織能力的企業家在內的富有預見性的決策者、首創者和推動人)和“第二行動集團”(即在制度創新過程中協同、幫助“第一行動集團”決策落實的機構、組織及個人)中湧現出更多的優秀人才,其中尤爲關鍵的是有著現代企業家精神的優秀企業家群體。

  在近期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央再次明確要以制度建設爲主線強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制度建設推動黨的十九大所描繪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宏偉藍圖落地落實。廣東作爲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更需要在新一輪的全面深化改革中赓續創新精神,緊緊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新格局、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及廣州推動“四個出新出彩”行動方案的戰略機遇,在持續優化頂層設計的同時,高度重視嶺南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培育創新文化土壤,爲新一輪的制度創新提供文化支撐和動力源泉。

  其中,企業家精神作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最核心的動力機制和推動制度創新的決定性因素,是當前廣東制度建設的文化支持中最爲薄弱和最爲迫切的一環。企業家精神的培養,需要給予高度的重視,並形成政府、社會聯手的機制,共同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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